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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留地兒

    1980 年出生,他的生活從斗志昂揚到意氣全無

    來源:法眼網 發布時間:2017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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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語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并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并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采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1980 年,賈葭出生在陜西東南部一座有 45 萬人口的小城洛南。他的母親是小學教師,父親是當地廣電局的編輯。父親希望他在體制內工作,但他總是背道而馳。賈葭在廣電局工作幾天后便辭職,他認為留在那里自己的人生會像廣電局的灰色大樓一樣“灰暗”;父親希望他能得“范長江新聞獎”,“深入田間地頭,報道老百姓的疾苦”,但他熱衷于寫父親看起來“太危險”的時政評論。

    在北京的 7 年,賈葭搬過 7 次家。他做過騰訊《大家》的主編,《GQ》、《瞭望東方周刊》以及《鳳凰周刊》的編輯。他用“從斗志昂揚到意氣全無”形容這些年做新聞的經歷。

    在第 7 年的末尾,他在北京買了第一套房子,首付 40 萬。不過鑒于他認為生活的意義之一是知道“你和世界的關系,以及你所在的國家要去向何方”,2011 年,他搬到香港,加入《陽光時務周刊》,報道中國當下的政治話題。

    香港的房間比北京小很多,不到 30 平米,每次洗澡一定會弄濕馬桶,但賈葭開始思考“一個地無三尺平的鬼島如何變成了亞洲數一數二的國際化大都市?” 答案是,“無形的力量”,即自由感和秩序感。

    采訪的過程當中,賈葭談論很多這一類的觀點,包括“新聞就是所謂的‘第四權利’”,還有一些東西,他會提醒“你們大概也發不出來”。的確如此。

    但另一方面,他有一個結論:自己無法改變大眾,只能改變精英,“普通大眾就是盲目,”他說。他認為大眾只相信你提供的事實,并不相信你的觀點。而這也是當下全球的新聞媒體都面臨的困境。

    如今,賈葭有了一個公司——做移民中介。他的公司稱能為中國人提供“海外生活的整體解決方案”,包括推薦移民項目以及移民后的生活服務等。公司旗下的公眾號每天都會推送有關海外文化和華人生活的內容,公眾號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賈葭的粉絲,他們進一步會轉化為他的客戶。賈葭把這看做是粉絲為自己交納“智商稅”和“情懷稅”。

    他正在申請美國綠卡。他稱自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以下是賈葭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我們家”

    我爸被文革耽誤了,屬于老三屆,沒能趕上高考恢復。后來當兵之后就復轉軍人進城,進了廣電局,是縣級廣播電臺的編輯。他的最高學歷是高中,我媽是大專,在我印象里,我爸媽可能都屬于小知識分子,喜歡看書,家里有好多書。我小時候也沒什么玩具,就是玩具槍,因為那時候條件挺差的,我沒事干就翻書架上的書。

    我大概是 80 后很少有人還懂四角號碼字典的人,那時候就是看書加上一部四角號碼字典。我后來大學、中學報文科跟小時候閱讀了大量的文學類和社科類的東西分不開。所以到后來我都一直認為如果一個房間沒有書架,這個房間是不完整的。

    高中以前,我們家住在西安邊上一個小城叫洛南,這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印象當中搬過三四次家,從小的單間變成套間。我父母都是公職人員,他們等上面有人退休了,大房子交出來,他們就搬進去,我們都是住公家的房子。1993 年,我爸爸自己搞了地基,建了一幢房子,我就有了自己獨立的房間。

    之前住的房子都很小,最大的也就四五十平。我有獨立房間的時候,我就有了一個二十多平米的空間。那里面有一張床,一個書桌,廁所在樓下。我在那里做完了所有的高考卷子,那是我考上大學的地方。有時候我還會瞞著我爸抽煙,我十幾歲就學會抽煙,早上去學校之后我爸打掃我房間,經常會找出煙頭和枕頭底下的黃色小說。

    那時候很搞笑,我跟我姐姐年齡差距不大,我姐姐那時候喜歡劉德華,我粉周慧敏。我們倆各自去街上買海報,“啪啪啪”把房間貼滿。我爸那時候還不懂偶像崇拜這件事,我爸到了我的房間,看見到處貼的是周慧敏,他以為到了我姐姐的房間。他檢查我姐姐的房間全貼的是劉德華,他以為到了我的房間。結果發現我們倆是反的。

    我爸就很震驚說:“怎么會這樣?你們怎么搞的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你們倆換房間!”

    后來,我姐在那里住了沒多久,1996 年她考上北大就走了。我又在那里住到 1998 年。此后,我就再沒有跟爸媽一起住過。

    “京漂七年”

    2002 年到北京,2009 年才有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搬過七次家,它其實代表了京漂一族非常辛酸的經歷。

    我到北京之前,我覺得我會很有錢,你知道嗎?我當時還不知道我工資是多少。當時我姐姐在北京,她在南城幫我租了一套九百塊一個月的房子,就在萬壽公園邊上,地名叫半步橋,以前邊上是北京最著名的監獄。我在那兒住了一個月就搬走了,因為我去《光明日報》報道,被告知:“你一個月薪水只有 1300”。

    《光明日報》是黨媒,我是本科生,剛畢業,那就是最低的起步工資。之后我就搬去了公司宿舍,三個小伙子合住一間,都是報社的同事。宿舍在太平橋,兩室一廳,次臥已經被先搬進去的四川同事給霸占了,我跟河北的一個同事就分主臥,大概有十來平米。我們擺了兩張小床,在中間拉一個簾子,就像醫院那樣并排擺著。拉簾子稍微有動靜,聲音就很大,我后來就買了一排書架,往中間一隔,隔出來一個小門,在小門那兒掛上簾子,像是一堵書墻。

    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室友交了女朋友,還帶回來住。我那時候女朋友在外地,每天晚上要聽那個聲音就很不爽,你知道嗎?我覺得他們這樣很不好,但是又能怎樣呢?北京就是這樣,大家工資低合租房子,只能這樣。

    2003 年的 3 月我就搬了,我們在附近找了三室一廳的房子,一人一個臥室。公司付一千八,房子是兩千三,我們就多付五百塊。但我終于有了自己的門,隔音好了,也有了自己獨立的空間,大概只有九平米。

    我擺了一張超大的床,2 2 2 米。門進來以后有一個電視墻,這邊是窗戶跟窗臺,緊靠著一個寫字臺和書架,床就在中間。床距離周圍所有物品沒有超過一尺,我要跑去電腦桌面前我要側著身子過去。我坐在床上,手放在寫字臺上正好能辦公,床的高度也正好,你連一張椅子都放不下。

    那個狀態是什么?就是一張很大的床,一進門就要上床。我的朋友要跟我說點什么不愿意被其他室友聽到的話,就到我房間。一到我房間我就說:“脫鞋,請上床”。先上床,男的女的都先上床,我們就坐在床上講話。

    2004 年的 3 月份我就搬離了合租的地方,開始我自己一個人住。就在長安街邊上,那個地段太好了,我每天都能看到長安街的車流。就在軍事博物館的正對面,是國家冶金部的家屬院,復興路 12 號院。我的門打開正對著軍事博物館的尖頂,天天看到軍事博物館里面的大炮、飛機、游人和排隊。

    那個房沒有廳,就是一個主臥,一個次臥,客廳的部分就在主臥的一邊。次臥我給它擺了一張小的單人床,把它改裝成書房,書架擺了兩面,還有一個超大的寫字臺,有 2 米乘 1 2 的桌子,因為我那時候做記者。

    我在那一直住到 2005 年的 7 月,當時我們《瞭望東方周刊》有三個同事,說我們仨不如合租吧。因為當時我女朋友沒畢業,我又想省點錢,而且他們倆已經挑中了一個在木樨地的宿舍,兩千一,三室一廳,我就去了。

    但那個房子我只住了一個月,因為這兩個人衛生習慣太不好了。我經常會遇到不沖廁所,把紙扔到外面的情形。三個臥室只有一個衛生間,而且這兩人早晨起來蹲廁時間又很長,又沒辦法搶。我心里就發誓我再也不要合租了,就算是我上當了。

    7 月份我就搬到了喬建里,原來叫土木工程部,后來改叫中國土木建設總公司的家屬院。那個樓我住 408,柴靜住 1708,她等于是我同戶型樓上的鄰居。

    那時候我女朋友也快畢業了,后來我就和女朋友一起分擔房租。我們在喬建里住了有一年多,2006 年夏天我們就搬去了中央電視臺的大院,他們叫“彩電小區”,等于是中央電視臺的宿舍。那個房子住得最久,印象最深。

    房間不到 60 平米,兩個臥室一個廳。廳很小,廳跟過道幾乎是一個位置,廳只能放一個餐桌。臥室有兩個大窗戶,床邊朝東,沙發朝南,朝南就是中央電視臺的大院頂。我在大臥室放了寫字臺、沙發、大床和我特別喜歡的紅木書架,從 2003 年一直用到我自己買了房才扔掉。

    這個房子一是住的時間長,住了三年多。二是我在那里經歷了 314、汶川地震、奧運、毒奶粉、零八憲章等等。 2008 年奧運會開幕式,那天晚上我帶爸媽去看了奧運會;汶川地震那天晚上震區下雨了,但北京沒下雨。我就一直刷天涯論壇,有一個成都的網友在上面不停地更新消息,我坐在客廳一直想哭又不哭出來,很憋屈、很難過。

    住那期間,我就去《鳳凰周刊》做港澳臺新聞了。2008 我去采訪臺灣大選,我記得很清楚,馬英九簽名的東西我拿回來放在書架上,女朋友說“什么爛東西?”,就扔了。那時候多稀奇啊,臺灣的小旗子各種宣傳材料我背了整整一包回來,我覺得對中國民主化有啟發,這些東西都要留著。她基本上全都扔了。

    彩電小區的北邊就是玉淵潭公園,我那時候挺喜歡到公園里走一走。現在城市里基本不可能找到那樣的房子了,因為北京好的地段都被國家部委那些單位占著。我堂兄是體制內的,在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就住在航天部的大院。他的單位就在玉淵潭北側,我在南側,我住在那的時候跟他走動比較多,搬了之后,我基本上沒見過他。一方面是價值觀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覺得遠。

    “我爸不能理解我的這種思路”

    我堂兄完全不用操心什么,他的住宿、交通幾乎都是國家承擔,而且他們又是特殊部門。我其他的堂兄、堂弟都是體制內的,就我是體制外。我父親覺得我富有反叛精神,我就是不愿意留在體制內。

    我那時候在《光明日報》、《新華社》的時候我爸可得意了,因為他也是宣傳口的,他覺得這兩個單位有分量。之后我去了《鳳凰周刊》他就覺得一般,當我去了《GQ》他就更難理解了,我說,“康泰納仕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雜志(集團)好嗎?”我爸說:“誰聽得懂?誰看過?”

    我爸想讓我成為一個名記者。他對我的期待就是能得一個范長江新聞獎,我們家里放著很多范長江新聞獎的作品選。他對新聞的理解就是范長江,我爸很體制內,他是老新聞工作者和老黨員。他覺得深入田間地頭,報道老百姓的疾苦,然后寫一篇改變民生的文章,讓某個地方、某個階層的人民生活有了巨大變化,比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對這個事的理解就是 80 年代那些明星記者,劉冰燕、錢鋼...

    我爸最遺憾的事情是我大學畢業考公務員,我是以江蘇省第二名的身份考到了北京的廣電總局。我上了幾天班就沒再去了,我在那待了幾天就覺得我的整個人生就跟那個大樓一樣灰暗。我整天沒什么事情做,就是給領導收集當日的簡報。廣電總局的大樓是一個“日”字型,外面一圈里面還有一個圈,等于有兩個院子。我在第一個院子角落里的灰色大樓工作,大樓整體都陰沉沉的。

    我離開廣電總局一年后,廣電總局就給我那年入局的人全分了房子,就在復興門,二環邊上。我爸曾經有十年時間,每次經過復興門的時候都會指那個房子說:“你看,如果你好好待下去你就住在這。”

    我后來在北京買房子花了 125 萬,首付了 40 萬,我爸不能理解我的這種思路,我的思路是什么?人的近況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的,而且這種努力要跟自己的價值、立場相一致。你不可能說我是個殺手,我通過殺人賺了錢買了房子,住的多么不安生,對吧?我的努力是什么?就是寫稿、寫專欄,不斷的在新聞評論這個路子上賺錢,我要市場化的解決方案。

    我爸媽他們一輩子只待在一個單位,他們對于市場化的解決方案是有顧慮的,他們覺得不穩定,說“你怎么老換工作?” 我說“我換一回工作每個月多拿二、三千塊難道不好嗎?”他們問:“你的檔案在哪里?你的社保在哪里?你的養老保險在哪里?”

    “那種秩序感和自由感”

    2011 年我去了香港,我在香港住了兩處地方,一處是北角,我在北京就老聽人唱紅歌,結果到了香港發現晚上還有人唱紅歌,樓下是小廣場,天天有人唱“親愛的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我后來一打聽,哇靠,那是民建聯的選區,都是老左派。

    我那樓下很有意思,那有一個很不起眼的公交站牌,那個站牌上你猜寫的什么?福州、潮州就是長途的過境汽車在那里停。你知道在我樓下上車可以直接坐到福州,那時候我才第一次意識到香港跟大陸的關系是多么密切。

    當時住的房間 320 尺,相當于不到 30 平米,我進去的時候房子是空的,我買了一整套家具。我就在那個小房里看書、寫稿和做飯。廚房太小了很不方便,衛生間也很小,就是你洗澡馬桶一定會濕那樣。

    雖然房子很小,但那里有一種無形的東西。你能夠感到香港的那種秩序感和自由感,無拘無束。

    香港的建筑萬方雜糅,它也有很破爛的棚戶區,但它恰恰是過去 100 多年資本自由化發展的結果,至少它是私有制的,比較實在。我對國內 70 年產權這個事挺介意的,但是香港的一切是有規則感的,比方說我跟房東一年生約,一年死約,房子一簽就是兩年,這兩年它不可以漲價,但是我在北京,房東很有可能每半年漲一次,事先沒有任何通知。而且香港的租戶跟有所有權的住戶享有同等權利,孩子可以在這個學區讀書。如果你是租戶,你自動成為這個大廈的所有人團,大廈重要的變更事宜全都要跟租戶商量。

    我那棟樓后面有一條街叫做馬寶街,污水橫流,有各種小攤子、菜市場,有時候晚上經過會聞到殺雞的血的味道。凌晨兩點鐘,保潔員拿那種特別粗的水槍沖街上的污水。樓下還有一個賽馬會的大廳,有的時候晚上能聽到他們底下開獎的歡呼聲,早上起來的叫賣聲,小孩子哭泣的聲音,垃圾車清掃的聲音

    那種生活很實在,我們現在叫“接地氣”。不是說我在中環,住在萬怡酒店,我就看到了香港最繁華、最愛被人看到的那一面,那種流光異彩和燈紅酒綠并不真實。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輪船從鯉魚門進到維港里面,長鳴的聲音,“嗚嗚嗚嗚”,可以有五分鐘之久。有時候能夠看到特別漂亮的郵輪,十幾層樓高,你站在窗上就會看到一個龐然大物從維港上開過去。有時候我會用望遠鏡去看船上的人,很有意思。

    我的窗臺很大,我就坐在窗臺上沖杯咖啡,晚上看夕陽,好幾次是紫色的、醬紅色的天空整個覆蓋在維港上空。現在那里已經沒有了,那塊地兩年前已經以最高價格賣出去了。

    維港很熱鬧,但我是熱鬧的一部分嗎?我曾經說過一半一半。我試圖融入,一邊融入一邊觀察。我晚上下班后巴士停在北角碼頭,碼頭全是水產的攤位,一眼望過去什么都有。我就去買六只貴妃貝,12 港幣上樓。貴妃加上醬油和姜絲,魚拿回家幾分鐘一蒸,豉汁一澆,晚飯就這樣。我覺得這是很香港,很原住民的吃法。

    我去尖沙咀或者去觀塘,一般不坐過海的車或者地鐵,我會在北角碼頭坐船,十分鐘就過去了。船上很臟,因為使用了幾十年很舊,有各種很鮮活的味道,比如說魚的味道、狗的味道、鐵鏈金屬的味道、海水的味道等等

    那個時候覺得在那個環境下全身器官都會被激活,你一上岸馬上就會聞到海鮮的味道,你能聞出來這是什么魚。那些漁民或者市民他們直接在海鮮市場上買了刺很少的白魚,用刀把鱗片一刮,直接在邊上喂狗,我看到的場景都是我在北京不怎么看得到的。

    一座城市因為這樣的港口、這樣的海水,特別鮮活,特別立體,跟北京的那種遲滯、擁堵、焦慮完全不同。

    香港那兩年對我改變很大,我找到了一種答案——是什么樣的力量能夠讓這樣一個地無三尺平的鬼島變成了亞洲數一數二的國際化大都市?

    香港(曾經)是英國最特殊,也是英國人認為他們最成功的殖民地。香港的經驗到底是什么?答案是無形的力量,不是有形的力量。你要調動起在地人民的積極性,要給他自主權,你要讓他覺得他是真正的主人,這樣的土地才有活力。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它是朝著私有制的。你是一個華人沒關系,你有錢在這兒買塊地那就是你的了。

    中國人當時有了這么一點點的自由,都能把香港變成這樣,你說華人笨嗎?一點都不笨。有沒有創造力? 有創造力,要不然香港臺灣怎么發展起來的。

    后來我去深圳的時候,很多深圳出租司機說,深圳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深圳是因為管的少或者不管,香港其實一樣。英國人管理香港很粗放,在 1940 年之前基本沒怎么管。1940 年以前,亞洲的中心是哪里?是上海,不是香港,二戰以后香港才崛起。因為冷戰,因為不同的影響,上海的資本都跑去了香港。他們在香港復制了一個小上海,40 年代的時候香港就叫“小上海”。所以考察中國近代史,香港和上海要并排考察,能得到很多不同于現在的答案。

    在去香港前我沒有做過這樣的對比,甚至我在主編《鳳凰周刊》港澳臺的時候,也只是浮皮潦草地知道一些大概,沒有親身體會過。在香港那兩年我無所顧忌,香港人給我帶來最大的沖擊就是人也可以真實地活著,不像我在大陸的時候有一種偽裝感。

    “千萬不要做新聞”

    但我回國之后,就立刻故態復萌。

    在國內,我特別失望,是一種沒法改變的無力感和焦慮感。我覺得所面對的工作和要做的事情是非常龐大的,龐大到最后你懷疑自己做不了。

    我從 2001 年開始做新聞,十多年來,最后的結果是什么?結果就是碰得頭破血流,你覺得沒有付出嗎?15 年的青春就是付出,那是最大的付出,最后發現慘成這個鬼樣子。我現在都會告訴年輕人,千萬不要做新聞。這是一個老媒體人,他十幾年碰撞灰心喪氣的結果,這種負能量帶給了后一輩。

    我中間又反復掙扎了兩次,第一次是 2009 年,那時候我在《鳳凰周刊》待了快 3 年了,我做港澳臺新聞,發現了很多港澳臺跟當代中國的關系,我覺得太復雜,這些關系太難處理。

    后來 2009 年《GQ》創刊的時候,請我去做專題編輯,我受不了做色情、生活和休閑,做了不到一年半我就離開了,沒有我做新聞時候的刺激。那里的小姑娘比誰的包好,男生就是比襯衣和皮帶。你說有意思嗎?最開始覺得挺新鮮的,時間一久,就覺得它離我想要的東西越來越遠。

    我在《GQ》雜志上做過美國大選,這個同美國和歐洲的 《GQ》 調子很搭,但是唯獨放在中國這個調子就不搭。我把新聞表達的那種期待,放在了一個時尚雜志里,一個男刊里。

    在《GQ》最后兩三個月,我整月整月報不出選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王鋒(主編)當時給我的自由度很大,他說你不報也可以,你多想想,多積累,他很寬容。但是我自己覺得可能真是不搭。放棄了之后,2011 年我就去香港做了一個很硬的雜志,叫《陽光時務》,每篇封面文章的選題都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政治話題”。

    我的第二次灰心是 2015 年從騰訊《大家》出來, 在騰訊后期我管理的團隊特別高效,我整天睡大覺,稿件跟版面都可以正常出來,沒有任何意外。我覺得沒有貢獻和存在感,我就去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了。

    “改變一個人這么難啊”

    那半年我在廣州很自由,我反思了自己過去十幾年的新聞生涯,加上形勢有了變化,我發現我是這樣下來的——一開始斗志昂揚到最后意氣全無。這個反思過程讓我意識到我的力量太渺小了。中間還有一些事,我在大學遇到一些學生,性格很固執。你和他們辯論或者聊天,會覺得當面講話都很難去改變一個人,不管是看法還是價值。當然也可能是我們這些寫字的人對于自己的語言,稟承的價值太過自信,覺得我說了別人都會信。因為過去你在新聞機關里,你寫的東西就是事實,但是你從事實跳到觀點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別人只信任你的事實部分,你談觀點就很難說服別人。

    人的價值體系一旦形成,很難被扭轉。所以我就對“啟蒙”這個詞匯發生了疑問,就是知識分子,或者說通過新聞、出版、教育到底能不能改變老百姓的想法?我的結論是只能改變精英的想法,普通大眾就是盲目。從這個角度講,我就是一個精英主義者。我就認可那些讀過很多書,有嚴密邏輯,對自己的人生和外部世界關系有著清楚認知的人。他們愿意接受多元的、不同的觀點。

    孔子早就說過“聞過則喜”,別人批評你,你要感到高興,這是知識分子的傳統,對吧?但是我 2015 年在廣州的時候,我就發現,我靠,改變一個人這么難啊。他是我的學生、粉絲,我跟他講話都那么費勁。可想而知,到大眾那里更可怕。后來我就覺得只能用事實去說,一個人突然家里被強拆了,比你之前跟他講的一萬句都強。所以那個時候,我對自己在新聞業里的價值就發生了懷疑。

    我就決定不做新聞了,不做了干嘛?我想能不能做一點真正能夠造福大眾的事。比如做生意,我要做什么生意呢?想來想去,我覺得只有移民是價值、情懷和生意結合得最好的生意,因為它有明顯的效果:一家人在你的幫助下,可以遠離霧霾,遠離地溝油, 遠離汽車尾氣,遠離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們的生活質量因此變得更好,我覺得這是一件可以讓我開心的事,就找到了意義和價值。

    有人說,你做生意就是騙錢,你就是為了錢。So what?我是為了錢,可是這個過程當中,我就是尋找到了意義,這個意義本身就是自我賦予的,不用別人告訴我,你對這個生意很有情懷,這個情懷是我自己內心升華出來的。

    就像羅永浩的錘子手機,這個手機就是跟別人的不一樣,為什么?它有情懷,你說情懷是什么東西?為什么有情懷的手機要比沒情懷的手機多賣一千塊錢?羅永浩也說不出來。但是他粉絲看好他,看好他的演講,覺得我就是給羅永浩交的智商稅和情懷稅,那又怎樣呢?我的粉絲過來辦移民,你說交的是不是智商稅和情懷稅,也是,對吧?

    最近十年以來,我最大的掙扎就是要不要離開這個國家,我必須在所謂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和實際現實生活中選擇一個。我對于在此地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我想走。但是同時我又覺得,這跟身份認同有關系,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我可能馬上就走了。但是,我又自詡是這個國家半個知識分子,或者是知道分子。你會覺得對這個土地和人民負有一定的責任,你覺得你應該為它去抗爭。

    這個問題我幾乎天天都會想一遍,最后變成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沒有比待在此地更有價值和更有意義的事情? 后來我的答案是,有。人生在一個地方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我是一個世界公民,我要去領略不同國家的風景和生活,我的生命長度是固定的,人活七十古來稀,但是,我要在生命寬度上不斷拓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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